尹永宽东亚合作能实现吗？

尹永宽，曾于2003-2004年间任韩国外交通商部长，现为首尔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眼看着中国不断崛起，东亚地区的人们都不禁思索是否也能在东亚各国之间建立一种欧洲式的和平稳定关系。考虑到东亚各国之间不时上演的，几乎涵盖从南中国海海岛归属到二战后遗症等问题的严重外交冲突，这个梦想似乎有点不切实际。但随着各国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军费的不断高涨，取得各方一致共识下的稳定已成为了该区域最为紧迫的问题。那么这一点又能否实现呢？

对此国际关系上的“自由主义”理念提出了三个要素：政治民主化，更深层次的经济依存度，并建立一系列机构，使各国得以通过多边方式处理相关事务。

长期以来，对民主的追求都根植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之中。而欧洲国家从1945年至今都将民主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核心要素。但就在目前来说，东亚地区政治体制的多样性使得这一民主共识极难达成。

另一方面，东亚国家间的经济依存度正不断加深。亚当·斯密曾说自由贸易将为所有参与者带来物质利益，而30年来东亚人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有鉴于此，当今的区域性政策制定者也都不愿意用敌意行为破坏这一进程。

在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后，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为东亚带来了新的动力。但美中，美日和中日之间在去年爆发的多场冲突使许多人不禁怀疑：或许仅靠经济依存根本无法实现区域稳定关系。

而实现和平的第三个自由主义路径——所谓制度化的国际关系——希望通过一个长期设立的系统来规范各国行为，并以此实现秩序(以及和平)，避免类似于诸侯争霸的政治局面。这种理念促使美国总统伍德·威尔逊在一战后成立国家联盟(国联)，也推动了另一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后成立联合国并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同样，欧洲各国也认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订立的各项规范条例，并随时准备接受相关条例的监管。事实上，欧盟也是欧洲国家之间长期不断强化共同规范后结下的硕果。

相比之下，东亚各国在国土面积、发展程度和政治经济架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东亚政策制定者们也自知无从改变邻国的政治制度，也无法在短期内以官方手段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

因此该区域的政策制定者们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了制度化道路，而该议题也在新生的区域组织中进行了热烈讨论，其中包括东盟+3、东亚共同体、东亚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太共同体等。

但这一进程却遭到了政治化，并被各大势力之间的幕后恶斗所左右。事实上，东亚似乎缺少像让·莫内(Jean Monnet)和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这样的欧盟设计师——既有远见卓识与极高的思想境界，又拥有所需的政治支持去创建一个在这个变革时代实现区域和平的框架。

因此如今东亚人应当对区域事务制度化方面抱有谨慎务实的态度。与其花精力尝试建立大规模机构去覆盖整个区域，不如着手创建规模更小且专注于特定事务的相关组织。

比如说，向区域经济合作成功迈进的第一步就是在1997~1998年危机后达成的清迈国际货币互换协议。同样，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虽然至今未能取得重大成果，但依然是合作应对这一问题的唯一有效机制。

而日本福岛核事故则可能催生另一个专管该事故以及核安全的区域性机构。对于日本的邻国来说，国际原子能组织的作用是不够的；各国当前的极度担忧更加有助于建立这样一个区域性机制。而即将于5月21~22日在东京举行的韩中日三国峰会将把核安全作为中心议题，并为创立一个更紧密区域合作的机制做准备。

鉴于目前已经有88座核电站在这三个国家投入运行，这一动议显然非常重要。试想如有另一座核设施也发生福岛那样的事故，我们该如何应对？此外，朝鲜如今正在脱离国际监管的情况下运行宁边核设施。有位朝鲜叛逃者的妻子曾作为科学家在宁边核设施工作了20年，据她所述，该设施的安全标准相当松懈，危险程度极高。

总的来说，只有通过建立一系列野心更小，范围较窄，并以功能为导向的机构才能为一个区域和平框架的构建提供所需动力。毕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奠基于二战后欧洲煤钢联营的欧盟，也是通过每一小步的积累而最终实现一体化的